现在想来，赵昺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也是侥幸。他来到这个时代，正是国家沦陷，政治结构解体，军队崩溃的时候，他才得以能够重组军队，并将一些现代的理念融入其中。且在武器的选择上也并没有走的那么快，而是选用了比较低级的弩炮和火箭弹，并进行了改良。从而避免了军事改革中的血腥味，也得以顺利在初期实施。
随着地位的稳固和政治上的逐步成熟，赵昺也意识到军事改革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间的密切关联，为了避免政治斗争的危险性。且限于财政上的窘迫，也难以大规模发展工业技术，为了避免经济崩溃，他也只能退而求此次，采用‘小步快跑’的策略逐步进行。
引进现代先进战法上，也是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那么可否避开改革的难点，只是单纯引进战法呢？赵昺初时也是这个想法，可他很快发现这个办法虽然并不是不能，但风险也是同样存在。因为任何战法，都是有相应的时代背景。比如当时使用的装备，或者是地形，面对的敌人等等，可以说是非常繁杂。
况且在不同时代的战法战术，也有着一个非常大的隔阂，那就是本身装备技术、实兵训练和作战经验以及指挥系统的差异。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军事历史的发展，在指挥上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便是军队在部队单位和不同兵种作战职能的细化。
换言之，战术和战法的发展，实际上本身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所不断进行的变化。且本身战术战法的实施，也需要士兵们长期的训练和在作战中进行磨合。因此除非面对的敌人，本身水平有限，因此新的战术战法，其实很难很快起到什么作用。
与此同时，将许多现代战争的概念，放到古代战争的环境下，其实本身也是一种“逆天”行为。因为现代战争在坦克飞机等武器发明之前，伴随着铁路、热气球还有电报的出现，因此在兵力投送，以及战场情报收集以及信息传递等方面，相对于古代早已有了非常大的颠覆性变化。所以近现代战争和古代战争在许多战术概念上，有着技术上时代的鸿沟。
比如在古代战争环境，尤其是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军队统帅对于整个战场情况的掌握，基本都是依赖战争之前的有限侦察工作，以及往来于军队各部之间的传令兵，来不断对统帅汇报战况。然后统帅再对这些有限的情报进行分析，最后再做出判断。因此可以说，在古代战争条件下，想要对战争和军队的情况，做出像现代战争那样，做出详细的分析和判断，实际上并不可能。
另外古代条件下，统帅对于战场情况的掌握，往往都非常的模糊。而士兵们的作战习惯，加之本身模糊的战场情况，使得古代军队作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按照既定的作战习惯进行。任何改变既有作战习惯的所谓战术上的“奇谋”，本身都是高风险的行为。
因为没有军队的作战习惯和指挥官的经验作为修正，在进行“奇谋”时，战场情况往往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控。只要稍有异动，那“奇谋”就会一下子变成“作死”。因此将现代战争中，本就建立在更加先进的指挥、训练，以及通讯和运输条件下的战术，作为奇谋在古代战场上使用，那么翻车的几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所以战术战法的使用也绝不是可以随便就来的。这也就有了赵昺多次整编、训练军队，逐步推出‘新式’武器，并在实战中逐步完善军规和条令、条例，以适应新战法、战术，经过七年的磨合，才开始组建新军，完成冷兵器全面向热兵器的过渡。
当然这其中赵昺即经历了波折，同时也闹了不少笑话。他前世作为一个爱好军事的网虫在聊到古代军事话题的时候，也总是不免要谈及那些大大小小的经典战役，有时也会大发感慨，还不免要替古人担忧，想象战败一方的将领如果不使出那些导致败局的昏招，也许就能改变历史，带来新的可能。
赵昺在击键长叹之余，也常会提出了“我比古人聪明”系列的新想法，听闻近代德国总参谋部的种种神奇传说，便借此想象：如果在古代军队推广总参谋部制度，给那些将领们都配上参谋出谋划策，是不是就能改变历史上的那些战役的结局？
当设身处地后，赵昺才知道自己的自以为是是多么可笑，也深感受到了那些号称‘仿真’‘纪实’涉及到古代军事影视作品骗。才明白那些朝廷在选择将领出征后往往就成了甩手掌柜，军队出征后的各种事务则全部由将领亲力亲为，都只是制片人和导演不过是为了节省演员、消减成本，而粗制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