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紫玉是姚克臣强行灌输进我意识里的人物吗？不对，她真实存在过，况且姚克臣有什么理由那么做，陈金紫玉在我脑子里只有很模糊的几个片断，完全起不了实质性作用。
我想不通这里面的关系。
我想，不管大屠杀的场景有多可怕，我也得想办法把记忆唤醒过来，看看我过去到底经历过些什么。
我问陆秉良要怎么样做才能唤醒被催眠封住的记忆。
我问得太直接，而且态度也有点过于急迫，一下引起了陆秉良的警惕，问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
我低眉沉思几秒钟，抬起头很真诚地望着他，告诉他说我怀疑我丢失了一段时间的记忆，有时候在一些特殊的境况下，能回忆起几个模糊的片断，但连不成事件，我想回忆起来。
他把眉头皱得更紧，眼神很厉，语气也有点严厉：“你以前有接受过心理方面的治疗吗？”
我特迷茫：“没有吧，也可能是我不记得了？”
他慢慢摇头：“有一点你要弄清楚，人在成长和衰老的过程中，忘记一些事情是很正常的，未必就是被催眠封存，据我所知，中国到目前为止，催眠的运用很慎重，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不管哪个层面讲，都是不被允许的。”
我在肚子里反驳他，人家做就做了还跟你汇报不成？浙江那个病例要不是牵涉进案件恐怕你也不能知道吧？想是这么想，却没往外说，毕竟有求于他，态度很重要。
陆秉良还是语重心长，希望我明白，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神奇的，有些人碰到重大创伤挫折，不需要心理干预，直接自己就忘了，这是深层意识对整体的保护功能。他认为我所说的忘记掉的事情，要么属于自然而然忘记，要么属于深层意识的主动忘记，被催眠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我告诉他这两种情况都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但催眠封锁的情况我想多了解一点，万一我真的曾经被催眠过，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封锁住的那段记忆重新释放出来。
他交叉十指犹疑着点点头：“那就要看给你催眠的人有没有设置刚才说的‘触发点’，如果有的话，启动就可以，没有的话，恐怕任何办法都没有。一般如果为了治疗而做这种催眠的话，是不会设置触发点的，没有人会希望回忆起导致自己痛苦的事情，很没必要。”
然后他又说“触发点”这种东西是没法猜测或者推理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它可是任何东西发出的声音，也可以是特定的气味，甚至连光线都能加以运用。
他说：“如果你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接受过催眠，也不知道给你催眠的人是谁，就更不可能知道‘触发点’了，所以这条是死路，走不通的。”
好像真像他说的，是死路。
但我觉得，也未必。
彭亮家窗帘上的那些铃铛是我记忆的触发点，所以，我还是有机会的，回乾州再去找他一趟，在他家里试试把记唤回。但这趟既然到梅城来了，我就得把想问的都问个明白。
我问陆秉良：“如果找到了触发点，顺利把我脑子里封存住的那部分记忆释放出来了，我要怎么样判断那些东西，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还是有人通过催眠强行灌输给我的？”
这话一落地，他表情都不对了，疑虑又担心地问：“你是不是卷到什么很严重的事情里去了？”
真是不得不感慨他作为一名心理医生的敏锐。
我虽然不能对陆秉良实话实说，但也不必要完全否认，便半真半假回答：“差不多是。我从小没有父母，跟着爷爷长大，我爷爷说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意外去世，但没有说详细情况，连具体是什么样的意外都没说。几年前我爷爷过世，我却从别的地方发现我母亲好像还在世，我就开始寻找，在这个过程中，我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女人的样貌，非常清晰，给我的感觉很温暖，可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怎么都想不起我到底哪里跟她有过交集，或者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我就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想从回忆里找些线索，看能不能找到我的母亲或者别的亲人。”
陆秉良虽然不能完全清楚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离奇的事情，但对我表示了理解和同情，然后回答我刚才问出的问题：“要区分你脑子里的东西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别人通过催眠强加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找事实证据。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你刚才说起的那个女人，你得先弄清楚她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是的话，你就去找她，看她的反应，找能把你们连结在一起的证据，比如旧照片、有明显特征的信物等，高科技一点的话，比如指纹、dna什么的更好。如果你能确实找到你记忆片断里那个女人，跟她做亲子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的话，所有怀疑不就不攻而破了吗？”